惠誉：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支持力度或将进一步分化

Fitch Ratings-Hong Kong/Singapore-14 July 2021: 本文章英文原文最初于2021年7月13日发布于：China's SOEs to See Greater Differentiation of State Support 惠誉评级近期完成了对中国国有企业（即政府相关企业，简称GRE）的评级组合审查，受评国企涵盖非金融企业及公共融资企业。基于该审查结果，21家发行企业被置于评级负面观察状态（评级行动评论文章详见《惠誉将企业评级部所评六家中国政府相关企业及其子公司列入评级负面观察名单》和《经评级组合审查后，惠誉将数家中资公共部门政府相关企业置于负面评级观察状态》）。这一结果反映了由近期的政策转变对政府为国有企业提供支持的可能性所产生的影响。惠誉预期，评级下调（若发生）至多将限于一到两个子级。 相较国企债券发行人的数量而言，国企发生公募债券违约的数量仍较低；境内债券市场的国企违约率仍保持在不到0.3%的低位（以发行人计数）。但是，过去18个月以来国企违约率有所抬升，且惠誉预期该趋势将持续。2020年1月至2021年6月期间，有12家国企存在公开发行债券违约情形，而2017至2019年间一共仅有13家出现违约。 去杠杆仍是中国政府的核心政策目标，以遏制可能危及经济稳定的金融风险。中国政府致力于创造对信用风险进行合理考量与定价的更为良好的信用环境。政府亦希望避免因无差别化政府支持与纾困所产生的道德风险——这是建设一个更为强健、高效且日趋复杂经济体的重要考量因素，这种复杂化体现在政府无法对经济进行单纯的垂直化管理——因此将依靠市场参与者各司其职以进行资本分配。 中国自疫情中的迅速复苏、强劲的经济增长，以及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及欧洲央行保持总体宽松的政策立场为中国政府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乃至适度收紧货币政策提供了一个有利环境，从而可以容忍更多违约——民营企业及国有企业兼而有之。 中国国企在执行政府的战略目标及促进其计划中的经济改革与转型方面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经济的很大一部分产业和板块由国企主导，且这些企业动用的资本在中国企业债务融资市场份额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支持是惠誉对多数国企进行信用评估所依据的关键驱动因素；该等支持或将减少的预期或其可预测性降低将意味着许多国企的现有资本结构将不再可行。 鉴于国企所发挥的作用及其总债务规模，惠誉预期不会出现骤然激增的国企违约或大规模债务重组事件——这将破坏市场稳定并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但惠誉认为，国企获得政府支持的力度将进一步分化。这种差异化进程的长期趋势毋庸置疑，而其发展的速度将取决于经济基本面因素及政府在平衡债务规模与经济增长和稳定之间的政策重心的变化与取舍。 近年来，国企违约背后的部分原因具有个体特殊性，但亦存在几大共同点。所有发生违约的企业几乎均处于商业化产业，其中不少是被政府视为深受产能过剩困扰、亟需供给侧改革的产业。处于重要性较低的行业，并对其所属政府股东发挥次要作用的国企未来获得的政府支持亦可能较少。 国企从事其核心政策职能以外的业务并不罕见，虽然随着该等业务规模的扩张，这些企业或将面临额外的风险，且获得政府支持亦可能变得复杂甚至较难。上述业务的经营效率及竞争力高低也可能对企业获取政府支持的可能性产生影响，尽管对于后者的判断还需对就业等因素进行考量。此外，亦有部分情况表明，国企违约的情形下，其核心政策职能的执行可免受违约后果的波及。 政府对国企提供支持的差异化趋势，抬高了国企获得该等支持的准入门槛。不过，这一影响并不会一刀切：通过举债为执行政府职能或目标进行融资、发挥核心政策职能的企业获得政府支持的可能性依旧极大——这适用于许多受其政府股东严格控制的城投企业，尽管并非所有的城投企业都将被同等适用。而对其政府股东发挥次要作用或业务以产能过剩/非重要性行业为主的国企则将在信用两极分化中处于劣势。 债权人亦可能认识到上述考量因素，并可能将理性对待某些违约事件，将其违约原因合理解释为源自国家向某一行业的政策转变或其他可观察到的个体特殊性因素所造成，而非源于政府一刀切撤销对于国企的支持。债权人逐步理性化的态度将降低国企个体违约产生的市场融资影响。而政府相关企业若违约可能产生的对政府自身及其他政府相关企业的融资影响是惠誉根据其《政府相关企业评级标准》，对政府为其政府相关企业提供支持的意愿进行评估的关键考量因素之一。 注意：本新闻稿为中文译本。如有疑问，请以英文版本为准。 来源：惠誉评级